电视剧《太平年》在国内外热播，再度点燃了公众对国家级非遗“钱氏家训家教”等家风文化的热情。日前，廉政瞭望记者专访了学者余世存（著有《家世》《中国人的家风》等）、上海社联研究员钱运春，探讨历史叙事如何观照现实，以及钱氏家风家训对现代家风与廉政文化建设的启示等。

钱氏家训的现代转型

廉政瞭望：早在2021年，“钱氏家训家教”成为首个国家级家训非遗代表性项目。作为申报书执笔人，您认为，“钱氏家训家教”如何能够超越“一族之训”的范畴，上升为“国家非遗”？

钱运春：我认为，钱氏家训能够流传至今并成为国家级非遗，离不开三个关键条件，即家教传统有上千年的积淀、它一直“活”在家族传承中，以及它正好符合我们今天的需要。

从五代时期的吴越王钱镠留下“八训”和“遗训”开始，就奠定了“忠于国家、崇尚读书、注重品德”的核心精神。这一家教传统没有僵化，而是在朝代更迭和社会变迁中不断发展、演化。到了民国时期，族人钱文选整理出的《钱氏家训》，以儒家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为框架，成了适应工业时代的经典版本。

据统计，历代钱氏家族出了五百多位进士，成了“千年名门望族”，被誉为“江南第一世家”。即便到了当代，这份家教的力量依然强大，像我们熟知的“三钱”（中国航天与导弹专家钱学森、力学专家钱伟长、原子能科学家钱三强），他们放弃国外优厚的条件毅然回国，正是“善事国家”祖训的最好体现。他们的言传身教，又在家族内部和长三角地区形成了广泛的传承风气。

可以说，《钱氏家训》浓缩了一个江南世家的家国情怀和处世智慧，它跳出了传统家训只为一家一姓服务的局限，把个人修养、家庭经营和国家发展紧紧连在一起。里面强调的诚信、廉洁、勤俭、担当这些理念，和现代社会倡导的价值观高度吻合。

廉政瞭望：在您看来，钱氏家族绵延千年、人才“井喷”背后的文化密码是什么？

余世存：钱家之所以能人才辈出，不是偶然，而在于一代代人实实在在地把家训当真、照着去做。在家训的引导下，整个家族形成了爱读书、重教育的氛围。从钱玄同父子，到钱基博父子，再到钱穆叔侄，都是勤学苦读的典范。正是这种由家训凝聚起来的家族文化和互助机制，让钱家哪怕经历朝代更替、社会动荡，总能一代代出杰出人物。我们熟悉的“三钱”，还有文化领域的钱锺书等等，都是出自这个家族。

钱氏家族的成功背后，“教育托举”起到了很大作用，就是把“好学”和“明理”刻进家族的基因里。而做到这一点，关键又在于阅读。这不仅是对孩子的要求，父母自己也要过阅读这一关。在新技术层出不穷的今天，更要进行持续而深度的阅读与思考。

廉政瞭望：您在研究中提到，1924年钱文选版《钱氏家训》适应了工业化生产方式，体现了更多的劝导性而非强制性。这种改变是不是说明，家风家训并非一成不变的，也要随着时代发生变化？

钱运春：是的。传统农业社会的“家国一体”理念下的传统家训家教文化存在一定的缺陷，这种“训诫”是强制的、“俯视式”的。为达到这种俯视效果，还配有家规和家法。这种教育较大程度上忽视了被教育对象的主观能动性，长辈对子女的权益予以约束，甚至剥夺，比如要求无条件服从父母、包办婚姻等。

所以，以今天的眼光看，钱文选版的《钱氏家训》有个现代化的转型。比如，它根据当时中国工业化生产方式转轨的实际，对个人、家庭、社会和国家四篇进行了升华，体现为中国儒家文化的慎独意识、睦家意识、利他意识、大局意识。另外，还对中国传统家族的差序格局做了扭转。比如这里没有“五服”“九族”的概念，而是提出“父母伯叔孝敬欢愉”，是将父母和伯叔放在同一个位置，并不区分亲疏远近等。

言传身教是最好的家风家训

廉政瞭望：在宗族文化相对较弱的当下，家训这种传统的教化形式，该如何调整姿态以适应当代家庭？

钱运春：我认为当代信息化社会比工业化又进了一步，人员流动更加频繁，教育主体和被教育主体能在一起的时间更短，传统的家教文化还需要进一步调整。这种调整不能用学校教育替代家庭教育。家教的核心是言传身教，必须父母身体力行，才能通过潜移默化影响子女。

所以，我觉得当代的家庭教育需要解决教化的内容和方式这两个问题。在教化内容上，《钱氏家训》作为国家级非遗的代表性文本，可以作为一部分但不应是全部。中国传统家教内容还有很多，比如《颜氏家训》《朱伯庐治家格言》等，里面还有很多真知灼见可以被当代继承。在教化方式上，因祠堂消失和宗族瓦解，传统教化方式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。当代可以通过家教文化研究会等形式，宗族名人、社区好人等身教，为孩子的教育提供新的方式。

廉政瞭望：可否谈谈您在成长过程中，家训家教对您产生影响的经历？

钱运春：我这一支是武肃王钱镠后人，明代万历年间始迁祖钱珠从嘉兴府嘉善县迁到了江苏沭阳。我在成长过程中，虽然没有读过钱文选版的《钱氏家训》，但是祖辈父辈的言传身教对我的影响非常大。

我父母都是农民，种田带来的收入仅够温饱，但他们在支持我们三个孩子读书上，不分男女，不计代价。因我母亲长期有病，不能承担重的农活，家庭经济在全村算是比较差的，还被亲戚接济过。但父母还是顶住压力，借钱让我上大学。

家风家训，有时并不需要成条文的言说和规矩，长辈的言传身教，就是最好的家风家训。我爷爷常拿曾祖父苦读考秀才的经历教育我，让我好好读书。父母对我教育都是画一个框框。爸爸的框框很大，他认为只要我努力去做正事，追求人生价值，都可以支持，因此在具体事情上很宽容。

那时候我常有出去干一番事业的“雄心”，爸爸总是说一句话，“要想去你就去”。但妈妈的框框很具体，她要求我做事情要有专注力和执行力。她告诉我，做人要有担当，言必信，行必果，还有家里来亲戚要主动迎接、打招呼，不许剩饭等。

支持读书和立规矩这两项家教传统，我也继承了下来。对待女儿读书的追求，我们倾力支持。对孩子需要遵守的一些规范，我们也会常给她讲些规矩。

“断亲”时代如何重塑家训精神？

廉政瞭望：在家庭结构小型化、社会流动加速的今天，有人觉得家风家训的作用越来越有限，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？

余世存：有些朋友觉得，家长在家费尽口舌地教育，常常比不上孩子在学校、社会上受到的影响。

这几年常被提起的“断亲”现象，好像也印证了这种看法。很多年轻人越来越懒得和亲戚往来，甚至觉得人情往来是一种负担。但另一方面，教育和社会学的研究也告诉我们，在现代人的心理成长和情感支撑中，家人关系依然至关重要。这也正是为什么这几年“重视家风、注重家教”的热潮一直在延续。

现代家风不应是教条化的规范，可以是在家人互动中自然形成的关系模式。它可以是一次“黎明即起，洒扫庭除”的全家大扫除，或是陪孩子读书的耐心。在“内卷”“焦虑”与“断亲”现象并行的今天，家风并不是过时的老规矩，而是应对现代生活困境、滋养个体成长和重建家庭亲密关系的精神基石。

廉政瞭望：当下，国家非遗“钱氏家训家教”如何通过社会、宗族、家庭三大主体创新传承方式，使其更贴近现代生活？

钱运春：现在四世同堂的大传统家庭模式非常稀少了，家训文本的言传缺少了场景，祖辈身教缺少了时间，年轻一代接触家教文化的机会大幅减少。人口跨区域、跨行业流动频繁，族人分散各地，凝聚力有所弱化。另外，现代社会价值观念多元，年轻一代面临学业、工作等多重压力，对传统家训的关注度不足，部分家训内容与现代生活场景脱节，难以引发年轻群体的情感共鸣。

重塑家训精神根系需要创新传承方式，让家风家训更贴近现代生活很有必要。比如，系统研究钱氏家训和家教文化，推动研究成果进入主流媒体，出版相关研究著作扩大影响力。前不久，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、博士生导师刘社建所著的《钱氏家训解析》出版，用当代视角重新为大家解读了600余字的《钱氏家训》和背后的深意，这就很有现实意义。

推动传统家训文化向大众化、年轻化传播，可以打造家训文化研学线路、文创产品等，让家训文化与现代文旅、生活场景结合。在家庭方面，长辈应该让家训融入日常。例如，家长以身作则，在育儿、处事中践行家训理念，如用“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”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等。

重塑家训精神根系需要创新传承方式，让家风家训更贴近现代生活很有必要。比如，系统研究钱氏家训和家教文化，推动研究成果进入主流媒体，出版相关研究著作扩大影响力。